§ 2. 新约加上了历史中的启示录作为这个启示的第二个写下的启示,并赋予它更高的权威。

§ 2. 新约加上了历史中的启示录作为这个启示的第二个写下的启示,并赋予它更高的权威。

在犹太教中—不仅仅是在较为有文化的亚历山大犹太教中—人们都习于在双重的模式中看见神对于祂百姓的启示:神在一大串的事实,人物等等中启示自己,并,祂将这个启示的内容注入到一半书中,因此以永远的方式,在文字中将启示赋予人。在时间中,那本书的本身成为启示,确实,启示—似乎看起来是多余的双重模式—就形成了某种替代品(quid pro quo),那本书在其中成为启示,启示本身被认为包含了不同的事件,教义,律法,观念等等。那一切都只能发生在那本书中,也是那本书能够开始产生所期待的影响力。它不再是摩西的,而是律法的问题;它也不再是大卫的问题,而是关于他的故事,并诗篇故事的问题。

事实上,在新约被创造的时候,根本没有同样的观点:那本书将所有的事实都变成字句和教义。它代表神的启示成为文字启示(literay revelation),有时候它看起来就像历史的启示需要这种文字的启示作为补充,有时候它甚至看起来就像完全消失在写下来的启示之后。“所写下来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理解所写的(What was written was written for our learning)”几乎就被理解为“我们所学习的东西都必须是写下来的(What happened for our learning must be written)”。然而,我们在俄列根的作品中看见,这样的观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造的神创造了两件伟大的创造物以启示自己:宇宙与圣经(例如:旧约和新约)。圣经与宇宙是平行的;圣灵孕育并使两者得以存在。两者都包括了属灵的,属心理的,和属物质的元素。圣经与宇宙(Kosmos)并肩存在。在同时,一个是神圣思想的结果,两个则是这个思想本身的神圣系统。因此,基督教的启示拥有一种相当不同,甚至是一种‘更高等’的本质;它成为一种复杂的思想,或者,它事实上被证明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因为启示在文字中被当做启示赐给我们。从这个观点而言,基督宗教成为经书的宗教(a religion of a book),那本书是神圣思想的书籍。它借着就成为在历史事实中的启示,包括基督的历史,那本书提供了对于基督的描述,在于启示录的文字作比较的时候,对基督的描述必须成为比较的背景,这个描述也必然成为某种代表性的事件。它仅仅是“奥秘(Mythus)”的,同时“道(Logos)”的书具有倾斜性。因此,基督的重点不在于基督是否拥有一种属地的历史,而是作为写下之记录的道,祂揭示了永恒的真理。但是,即便事实不是如此,我们仍然要拒绝那些假说,所有的“现实主义(Realism)”所采用的立场基本上也差不多。即便“经上记着(It is written)”在此意味着具有权威的启示,唯有在圣经中才能找到关于启示的历史事实。所有被揭示的都必须根据圣经。圣经经文成为教义的基本文献,没有什么人胆敢追寻其背后的历史。宗教和教会建筑于其上的启示只能在写下的文字中被寻见。当“圣经与主(The Scriptures and the Lord)”的公式仍然存在的时候,“主”还是某种活生生的东西;当公式变成“圣经与福音(The Scriptures and the Gospel)”的时候,祂就失去了生命这方面特质的某些东西;当公式变成“圣经与福音书(The Scriptures and the Gospels)”的时候,生命的特质就已经完全被字句所限制;当公式最终变成“旧约与新约的圣经(The Scripture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的时候,在历史中的启示被改变成为在文字中的启示。因此,宗教的整个概念被改变,并被固定与某个特定的方向,直到今日。因为两个约的圣经包括了关于各种可能性材料的庞大宝藏,这都属于宗教,事实上,就是宗教。宗教正是关于创造的第二天的知识,作为对于神慈爱—恩典的知识,也是关于属于要来之救主的使徒保罗之旅程的故事。两个约所包含的教导和文字就是宗教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