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约加上了历史中的启示录作为这个启示的第二个写下的启示，并赋予它更高的权威。
在犹太教中—不仅仅是在较为有文化的亚历山大犹太教中—人们都习于在双重的模式中看见神对于祂百姓的启示：神在一大串的事实，人物等等中启示自己，并，祂将这个启示的内容注入到一半书中，因此以永远的方式，在文字中将启示赋予人。在时间中，那本书的本身成为启示，确实，启示—似乎看起来是多余的双重模式—就形成了某种替代品（quid pro quo），那本书在其中成为启示，启示本身被认为包含了不同的事件，教义，律法，观念等等。那一切都只能发生在那本书中，也是那本书能够开始产生所期待的影响力。它不再是摩西的，而是律法的问题；它也不再是大卫的问题，而是关于他的故事，并诗篇故事的问题。
事实上，在新约被创造的时候，根本没有同样的观点：那本书将所有的事实都变成字句和教义。它代表神的启示成为文字启示（literay revelation），有时候它看起来就像历史的启示需要这种文字的启示作为补充，有时候它甚至看起来就像完全消失在写下来的启示之后。“所写下来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理解所写的（What was written was written for our learning）”几乎就被理解为“我们所学习的东西都必须是写下来的（What happened for our learning must be written）”。然而，我们在俄列根的作品中看见，这样的观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造的神创造了两件伟大的创造物以启示自己：宇宙与圣经（例如：旧约和新约）。圣经与宇宙是平行的；圣灵孕育并使两者得以存在。两者都包括了属灵的，属心理的，和属物质的元素。圣经与宇宙（Kosmos）并肩存在。在同时，一个是神圣思想的结果，两个则是这个思想本身的神圣系统。因此，基督教的启示拥有一种相当不同，甚至是一种‘更高等’的本质；它成为一种复杂的思想，或者，它事实上被证明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因为启示在文字中被当做启示赐给我们。从这个观点而言，基督宗教成为经书的宗教（a religion of a book），那本书是神圣思想的书籍。它借着就成为在历史事实中的启示，包括基督的历史，那本书提供了对于基督的描述，在于启示录的文字作比较的时候，对基督的描述必须成为比较的背景，这个描述也必然成为某种代表性的事件。它仅仅是“奥秘（Mythus）”的，同时“道（Logos）”的书具有倾斜性。因此，基督的重点不在于基督是否拥有一种属地的历史，而是作为写下之记录的道，祂揭示了永恒的真理。但是，即便事实不是如此，我们仍然要拒绝那些假说，所有的“现实主义（Realism）”所采用的立场基本上也差不多。即便“经上记着（It is written）”在此意味着具有权威的启示，唯有在圣经中才能找到关于启示的历史事实。所有被揭示的都必须根据圣经。圣经经文成为教义的基本文献，没有什么人胆敢追寻其背后的历史。宗教和教会建筑于其上的启示只能在写下的文字中被寻见。当“圣经与主（The Scriptures and the Lord）”的公式仍然存在的时候，“主”还是某种活生生的东西；当公式变成“圣经与福音（The Scriptures and the Gospel）”的时候，祂就失去了生命这方面特质的某些东西；当公式变成“圣经与福音书（The Scriptures and the Gospels）”的时候，生命的特质就已经完全被字句所限制；当公式最终变成“旧约与新约的圣经（The Scripture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的时候，在历史中的启示被改变成为在文字中的启示。因此，宗教的整个概念被改变，并被固定与某个特定的方向，直到今日。因为两个约的圣经包括了关于各种可能性材料的庞大宝藏，这都属于宗教，事实上，就是宗教。宗教正是关于创造的第二天的知识，作为对于神慈爱—恩典的知识，也是关于属于要来之救主的使徒保罗之旅程的故事。两个约所包含的教导和文字就是宗教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