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为什么新约只有一本启示录作品？而不是好几卷，抑或是一卷都没有？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使用Muratorian残篇作为我们的起点。在它的结束有一个段落，我们可以意译为：
“我们也接受启示录，但只有两本，就是约翰和彼得的启示录；然而我们中间有少数人拒绝了后者。不论是现在或将来，黑马牧人书不能被论为正典的一部分；因为它乃是在我们的时期，在罗马的Pius主教任期内撰写的，他是作者的兄弟；我们正典只能收录apostoli。它既不能被加入到旧约中，就好像某些指出其先知特征的人想做的一样；因为这卷先知的书信已经被封闭了。因此黑马牧人书只能被用于私人阅读。”
若我们仔细思考这段话，我们就不会怀疑作者的意思是，先知的作品（启示录）完全不属于教会的正典。然而，他的宣告因着他无法否认的事实，表明在此对于三本先知特征的书信是存疑的，他容许两本被收录在正典中。因此，他在他自己教会的两派人中间处于中间的立场，一派人只容许一本启示录，而另外一派人容许三本都被公开阅读。我们当注意，虽然他并不同意前一派人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也没有让他觉得不愉快；他只是静静的以反对的方式将自己与他们区隔开来。在另一方面，他以自制但绝对强烈的感觉拒绝另一派人。我们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乃是，当新的正典形成的时候包括三本启示录；但是很快的，罗马就有了抗议，其结果就是第三本启示录为了大多数人的感觉的缘故被牺牲，同时因着少数人的影响，第二本也被拒绝了。抗议的本身乃是关于启示录（先知性）书卷是否当被包括在新正典中；以及约翰启示录（Johannine Apocalypse）以及原有的彼得启示录（Petrine Apocalypse）是否因此能够不是因其先知性，而仅仅因其使徒性的特征，而得到地位。
我们是否能够想象出在这个后期的阶段并正典历史的开始间更为尖锐的对立！首先，只包括了三卷启示录，最后，排除了两卷，同时在启示录和先知书作品的开始—不论是在旧约或新基督教作品中找不到的犹太教弥赛亚作品—都是唯一与旧约同有权威的书卷。我们无法找到“主的话（Word of the Lord）”的古典的文章形式，我们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启示录作品在那些日子中，似乎事实上就像一本第二正典一样，因此构成了具有固定特征之新约的核心部分，然而却在新约诞生的时候就凋谢了。以斯拉、摩西和以诺的启示录在从犹大书之后的前使徒文献（postApostolic literature）中都被当做权威文献引用：黑马牧人书之引用了Eldad和Modad的预言（Vis., ii. 3, 4）；即便保罗本人也引用启示录（以弗所五14），已经革利免壹书和贰书的作者（i. 23; ii. 11）。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 ）的作者（ii. 7. 11）禁止认识对于基督教预言的批判，包括写下的预言，他确实将那样的批判比喻为抵挡圣灵的罪。这就只能意味着预言的权威是绝对的，也必须被无条件的接受。约翰启示录的作者用令人畏惧的审判谴责任何胆敢修改他的启示的人（xxii. 18 f），以此作为他的作品的结束，宣称他说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黑马牧人书要求他的短篇启示录当在所有的教会中被宣读。 游丝丁在Dialogue 81中描绘千年国必须现根据以赛亚lxv，他接着说，“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名叫约翰的人得到了启示，预言有一个一千年的国度，游丝丁将那个预言与主的话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对于游丝丁而言，先知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仍然继续(c. 82, etc.)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的明证。毫无疑问的，一份科普特（Corpus）基督教的先知性作品出现在神圣经文的新文集显著的位置。
为什么那个文集并没有作为‘新约’流传给我们呢？为什么第一本书变成了最后一本书—事实上，还不仅仅是最后一本—为什么它们都被强行推到幕后？
前面已经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教会内部历史在A.D. 150180 间的发展吧‘使徒书信’推到台前作为最高权威的代表，在同时，越来越强调先知性的观念。孟他奴主义（Montanist ）争议确实结束了这段历史。若这个争议未曾发生，这个过程将会持续一段更长的事情，并且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见这个争议仅仅是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化解这个争议就意味着为教会的本质立下基础。每一个宗教性的群体根据传统在成长成为教会的时候，必然会禁止“预言”成为权威。预言可能在教会中仍然在个人生活并建造较小的群体中，拥有它的地位，甚至在教会本身保留一个尊敬的地位，如同一只属灵价值的装饰品一样。但是它从未能够成为正典化的权威，这乃是因着在根据传统的教会中，这个功用只属于传统本身，也必须落实到传统之中。这两股力量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也唯有在另一个力量不在的时候，剩下的力量才能够运作。在不同的教会中，传统必须拥有“使徒权威”作为其特征。有鉴于此，若事情的发展要求测试作品的使徒特征的时候，作品的内容就必须被包括在先知书中，除非它们宣告了在权威之外的味素。它们的作者具有个人恩赐的特征，也就是说，不是Missio Canonica。
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几乎每一项先知性的元素都在新正典在大约A.D. 180年间被构成的时候被抹杀了，这个事实的本身表明在最早期，正典是被选录的。三本启示录被保留下来，但是对于约翰和彼得启示录的解释就很简单。它们被算作使徒的作品，这就保留了它们。它们的使徒特征是可以接受的—此外，约翰启示录包括了七个（历史性）的书信，就像Muratorian残篇所提醒我们的一样；我们无法说出彼得启示录是否也具有一种劝告的特质。然而，难道在觉得先知书不能被收录在信正典里面的时候，难道不是旧约保护了黑马牧人书吗？可能一开始不可能剔除那卷书，因为它具有极高的声誉；不论如何，理论往往会因为事实的力量而被妥协！接下来，预言只占有那卷书的一部分篇幅，其他的部分由各种督促所组成，就不会构成被纳入新正典的难处。最后，也很有可能在A.D. 180的时候，有一群人，甚至就在罗马，不再知道那卷书的日期，而满怀自信的将其归于保罗在罗马书（xvi. 14）所提到的黑马，因此赋予作者某种的使徒特征。Muratorian残篇也特别说到再也没有人知道那卷书真实的日期。
But must not the breach with ancient tradition involved in the rejection of prophecy have been felt in the Churches to he revolutionary? 若后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启示录在敬拜中被固定的阅读，那么情况就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无法证明有那样的习俗存在过。确实就如同我们所看见的，那些作品被不断的引言；但是我们也能够肯定，大众对于那些作品的认识也不过是透过对它们的口头描述。因此这就产生一个新的理论，若前述三卷启示录的传播是缓慢的，而不会造成任何可被感觉到的破坏。我们反而应当保守的说，那个新理论不仅仅是因为禁止公开阅读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为其预备了道路，而得到成立。
这个冲突要等到这个理论开始介入的时候才发生。事实上，我们完全听不到这些事情与彼得启示录有关；在此，我们可以假设彼得的权威在早期已经被质疑了。根据Muratorian残篇所见证，那些罗马的基督徒不会在教会中宣读这卷书，原因很可能是否定该书是彼得所著——当然不是基于批判性的研究，而是就像我们所假设的，因为启示录包含福音书所缺少，过于耶稣与门徒长篇大论的讨论，并获得诺斯底主义的青睬。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凡是被禁止使用的都是被认定为伪彼得（pseudoPetrine）的作品。它静静的消失，在完全沉寂之前，可能在几个地方偶尔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