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目望天《谁的圣经解释?正统抑或异端——从圣经的解释来看基督人性受造的教训》

《谁的圣经解释?正统抑或异端——从圣经的解释来看基督人性受造的教训》

举目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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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经与传统

“圣经,容我再说,唯独圣经才是新教徒的信仰。”这句出自17世纪的名言总结了宗教改革运动对圣经的态度。[1]“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基本信念和核心原则。当代杰出的福音派神学家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ch)说:“倘若改教家摒弃了教宗,那么他们就是拥立了圣经。”毋庸置疑,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但圣经是需要解释的。马提森(Keith A. Mathison)说:“每个援引圣经的人,都是援引对圣经的解释。唯一真正的问题是:援引谁的解释?”[2]不只是正统信仰诉诸圣经,甚至异端也是诉诸圣经作为支持。在驳斥异端的时候,单凭圣经是不够的。早期教会的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是自称基督徒却传“另一个福音”的一群人。他们有关创造、基督和救恩的教导,跟使徒所传的,以及早期教父所教导的大相迳庭,但他们也诉诸当时流传的福音书和书信上使徒的话语。早期教会为了回应异端的威胁,继承使徒的早期教父开始发展出理解某些经文的“传统”方法。2世纪的教父神学家爱任纽(Irenaeus,使徒约翰的门徒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的学生)提出某些圣经经文的权威解释方式的观念,并且把它追溯至使徒的时代。爱任纽称这种使徒性的传统为“信仰的法则”。信仰的法则不仅是为了反驳异端思想,它更是引导人走向真理。与爱任纽同时代的杰出护教家德尔图良(Terturllian,又译“特土良”)面对异端时也提出了与爱任纽相同的观念,他写《驳异端的良方》(Prescription of Heretics)一书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圣经的真正拥有者?”[3]亚他那修自己在思考圣经的全然足够性之后,便强调需要有好的老师来解释它。亚历山大的革利免曾责备异端的错误在于他们“抗拒神圣传统”的习惯。他指责他们误解圣经,他认为正确的解释乃是来自使徒和教会的传统。[4]福音派系统神学翘楚奥尔森(Roger E. Olson)在其最新发表的重要著作《统一与多元的基督教信仰》[5]一书中也指出,在早期教会,圣经(那时它的确切范围及界限还没有达到共识)在教会之间为众人广泛阅读,具有特别的、神圣的权威。“可是当异端以相同的著作,作为他们支持理据的时候,教父就转而诉诸于信仰准则,以之为具有权威的基督教教训精华,用它来缔造并维持合一,将假教师排拒于外。信仰准则变成了基督教教训及信仰的核心——从圣经本身提炼出来的终极规范。”[6]信仰的法则不是圣经之外启示的来源,它只是对圣经,即旧约和新约已经证实的核心信仰内容进行的概括和总结。由于这个个原因,如何解释圣经应该由使用法则作为信仰的标准来决定。[7]圣经不能以任何随意的方式来阐释,而必须在教会历史延续的处境下作出解释。神学家奥伯曼(Heiko Oberman)称这种对传统的理解方式为“传统一”。在此“传统”的意思是“在信仰群体内解释圣经的传统方式”。这种传统不同于一种在14、15世纪时发展起来的对“传统”的观念。“传统”在当时被认为是在圣经之外的没有成文的传统,在教会内由一代传至另一代。奥伯曼称这种对传统的理解为“传统二”。简言之,“传统一”是教义的单一来源说:教义是基于圣经,而“传统”是指“解释圣经的传统方式”。“传统二”是教义的双重来源说:教义的来源是圣经与没有成文的传统。[8]天主教便是持“传统二”的立场,而改教家们则高举圣经的权威,批评这种教义的双重来源说。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主流改教家们站在“传统一”的立场上,他们以圣经为启示的唯一来源,同时也接受对圣经的许多传统解释,他们视教父为圣经的可靠诠释者,也是权威的诠释传统。据改教家声称,后者的权威就如月光之于日光——是反射的荣耀。对于改教家来说,宗教改革运动的观念主要是建基于圣经和奥古斯丁。[9]第7世纪东方教会教义发展的主导人物——认信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曾言:“实在地说,教父训导的内容并非自家原创,而是承自圣经。但任何勇于阐发圣经之‘完整教义’的人,都不能离开教父的指引,是他们打造了对圣经奥秘的确切理解。”[10]

今天许多福音派基督徒由于不了解教会历史,以为“唯独圣经”,就只是单单读圣经,而放弃一切的传统。有位牧师说:“既然唯独圣经,就不会唯独教父、唯独传统了。”这种对“唯独圣经”的理解,其实是对宗教改革教义的扭曲。“唯独圣经”里的“唯独”并不是要贬低教会传统的价值,而是要使教会传统服从于圣经的至高权威。[11]教父学家D.H.威廉姆斯(D.H.Williams)指出,事实上,传统与圣经二者之间是休戚与共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否认传统就是否认圣经,反之亦然。展现在法则中的传统是独特的,但是却不能离开圣经或在圣经之外。对于圣经所否认的事物,传统不能称之为权威。这正是16世纪的改教家用来反驳中世纪天主教的论点。[12]改教家并非抗拒传统,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除掉对圣经见证的人为增添或歪曲。实际上,主流的改教家对传统持守了一个非常正面的看法,他们对教父们的传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传统是诠释圣经真理的方法。威廉姆斯说:“如果路德没有了奥古斯丁、加尔文没有了安波罗修、茨温利没有了克里索斯托、霍夫曼没有了亚他那修、门诺没有了西普里安,那么只会产生支离破碎和百般扭曲的教会神学,并且将无法公正地对待福音遗产的全部财富。”[13]由于不了解历史,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原则简单抽离出来,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运用,结果导致种种偏差和褊狭。[14]兰姆在《福音派的遗产》一书中说:“一个漠视历史的福音派信徒是肤浅的。”宗教改革时有一些极端派对“唯独圣经”的理解就是扬弃一切解释圣经的传统,这种理解可称为“无传统”。极端派丝毫没有对“教父的见证”给予任何地位。正如极端的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称教父们是基督羊群里的“狼”,[15]并蔑视地写道:“愚蠢的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哲罗姆、格列高利——他们连一个也不认识主,故此愿神帮助我,他们也不是神差来做教导的。相反,他们全是敌基督的使徒。”[16]故此,“三位一体”的教义也因缺乏足够的圣经基础而被极端派拒绝。他们简单化地按字面解释圣经,教导人完全按照圣经来做。旧约里有多妻制,他们也实行多妻制。以赛亚书中有先知赤裸身子,他们也学习先知的样子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裸奔。主耶稣讲到你们听到的要从房顶上宣扬出来,他们就爬到屋顶上去讲道。[17]这种抛弃传统解释的纯粹个人主义和无历史主义,最终只能造成神学上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对此,马丁路德悲观地指出,这类取向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混乱——一个“新的巴别塔”。[18]这正如17世纪的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所写的:圣经由此被置于每一庸俗人的手中,而每个人都自以为最能明白,公众的规则成了公众的猎物,并任凭暴民的处置。[19]第二代路德宗神学家马丁•开姆尼茨(Martin Chemnitz,1522­1586),在《审查天特会议》一书中如此说:

“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只靠自己的智慧来解释圣经,即使是最清楚的经文也不能如此……我们也心怀感恩并带着敬畏借用教父们的努力,他们对圣经的注释很好地帮助我们澄清了圣经的许多经节。而我们也承认,古代教会在圣经真实和纯正理解上的见证,也大大地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即使有人自以为发明了新的圣经释义,但是与过去所有古老教义相矛盾,而且显然过去的教会也没有此类见证,我们也不会容忍和赞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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