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台 西方神學的新導向:Theosis『人成為神』— 東正教神學所持守的救恩,西方神學研究的新方向

西方神學的新導向:Theosis『人成為神』— 東正教神學所持守的救恩,西方神學研究的新方向

王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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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早期教父們所傳講的成神(或神化)救恩論,是教父亞他那修用來打擊亞流異端之的關鍵之一:因為眾人連亞流都相信得救恩就是要成為神,如果耶穌基督不是神,那麼連祂自己都需要得救恩而成神,怎能將救恩帶給我們人呢?然而這成神論於過去的十幾個世紀,僅被西方與華人基督教所隔離的東正教保存著。而一般人都認為西方神學的主流早已不談成神的救恩論了。但從一九七零年代以來,於北歐所掀起的一連串的神學研究,西方神學家正發現,似乎由東方神學一直保存的Theosis『人成為神』之思想,其實一直以隱藏的方式被西方神學家所注重。他們指出,於奧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爾文、聖公會、衛理宗、約拿單愛德華、C. S. 魯易士等西方神學家的著作中,『神化』這名詞雖然沒有頻繁地出現,這思想卻一直存在著,而且,『神化』救恩論將上述這些人士的神學思想連貫了起來。

本文簡介過去三十多年的西方神學對神化的研究書籍,由這雨後春筍般的出版,我們察覺西方神學家正對這救恩目的的真理展開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從第四世紀起,因地域形勢、文化、語言、民族性、習俗等因素導致許多差別的希臘(東方)和拉丁(西方)世界就開始分道揚鑣,希臘和其以東使用希臘文的地區成了東方教會範圍,而義大利和其以西使用拉丁文的地區則成為西方教會範圍,兩個分歧的基督教教義、思潮、禮儀和傳統就此開拓出來。對聖靈論有相當研究的神學家Stanley Burgess指出東西教會對人論的著重點不同,而導致聖靈論與救恩論的差別。西方教會偏重於解決人罪惡感(guilt)的問題,所以大都在法理範圍中來研討;而東方教會並非忽略罪的問題,乃是向前看見,人最終是要被聖靈不斷地拯救、更新,成為彰顯神的形像。所以,東方教會強調聖靈是賜生命者,主要的工作就是『將人神化(或作成神)』(deification,或希臘文theosis),就是聖靈在人裡面作工,使人有分於神的生命與性情。[1]一千多年來,東方教會不僅在教義上持守此一神化的教義,也根據這一信念,發展出許多與神化相關的禮儀。拉丁文化則著重一板一眼的法律,且使用邏輯作理性的論證,以世俗客觀的理性知識,強調質詢、邏輯和爭辯的方法,先產生出十二世紀的經院神學,又於改教時強調法理的稱義,似乎不太注重由重生所得神聖生命在信徒裡的變化與更新。

緣起:

但於一九七零年代中期,在芬蘭學院(Finnish School),又稱『赫爾辛基圈子』(Helsinki Circle)的研究激起了西方神學研究的新方向。由芬蘭學院曼多馬(Tuomo Mannermaa)帶領的一批學者對路德馬丁的神學展開長期的研究後,他們聲稱,對路德來說,稱義的教義並不是一種法理上的說法,而是基督以一種「真實 ─ 本體」(real­-ontic)的方式住留在信徒的心裡。他們亦相信成神(theosis)並不是一個外來的東正教概念,而事實上是路德用以闡述救恩的其中一種說法。[2]路德於1519年在「聖彼得與聖保羅之日的講道」中說:『受恩典幫助的人不再僅僅是人而已;神的恩典賜予他神的形像並神化了他,以致聖經也稱他為「神」和「神的兒子」。』[3]他們宣稱研究的結論是:成神論(theosis)乃是路德領會並講說稱義的方式之一。[4]

希臘教父的傳統:

於世紀轉換之際,兩本被公認為對於神化論研究的權威書出版了。首先是A&C 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了Paul Onica從法文翻譯Jules Gross所著作的《根據希臘教父們,基督徒的成神論》(The Divinization of the Christian According tothe Greek Fathers),另一本是牛津大學出版社於2004年出版了Norman Russell所寫的《在希臘教父傳統中的神化教義》(The Doctrine of Deification in the Greek Patristic Tradition)。『神化』思想的產生最早緣自於第二世紀的著名教父愛任紐(Irenaeus):『藉著祂從高處降下的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所是,為了祂要將我們作成祂的所是。』希臘教父們根據聖經中的多處經文發展出神化的論點,例如:人是神的形像(創一26)、神聖的兒子名分(加四5,羅八15)效法神(太五4­48)與效法基督(腓二5­11)、漸漸變化成為與基督同樣的形像(林後三18)、當基督顯現時我們必要像祂(約壹三1­3)等。耶路撒冷的區利羅(Cyril of Jerusalem)教導初信者說:『因為只有一位神…一位主…和一位聖靈,祂有能力聖別人,並將他們作成神(deify)。』[5]他又說:『聖靈,是使所有人成聖,也是叫他們成神的(Holy Ghost, the Sanctifier and Deifier of all)』。[6]亞他那修(Athanasius)也說: 『聖靈根本就不可能是受造的靈,…重生、更新、聖別人,這些都不是受造物所能作的;受造的只能接受重生、被更新、被聖別,只有神才能這麼作的。祂是­­­「使人成神的靈」。』亞他那修是神化論的先驅,他於駁斥亞流貶低基督是神的身位時,指出:神子成為人,為要使祂在自己裡面神化我們[7]:『祂神化了祂所穿上的人性,並且,祂滿了恩典地將它賜給了。』[8]亞他那修說了一句千古名言:『基督成了人,為要叫我們成為神。』[9]就於對抗亞流異端之刻,亞他那修將神化論打下了根基,成了『無可辯駁的真理』(uncontested truth)。1992年出版的《早期教會百科全書》指出,神化的教導乃於東正教的神學思想紮根,代代相傳:從第六世紀的偽丟尼修(Pseudo­Dionysius)、馬克西母(Maximus the Confessor), 第八世紀的大馬色約翰(John of Damascus),第十與十一世紀的新神學家聖西默盎(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十四世紀的尼可拉斯卡貝西(Nicholas Cabasilas), 直到第十四世紀的巴拉馬(Gregory Palamas)都持守著神化論。Habets總結說,『保羅於歌羅西一15說,基督是看不見之神的『形像』(Image),我們人是『那形像』(Image)的形像(image)。人類的目標就是要實化真正的且是豐滿的人性,就是完滿地彰顯神的形像。如果基督是那形像,那麼人類存在的目標就是達到基督的形像,以東正教的話來說,就是『基督化』(Christification)。』[10]

西方神學家:

於是,許多神學家展開了一連串對西方神學派別在神化這項教義上的研討。他們驚訝,發現西方神學居然並非僅僅著重於法理稱義的一面,反而在生機救恩的『神化』論點上,與東方神學是一致的。Lampe研究了奧古斯丁,指出奧古斯丁比希臘神學家更常用『交換地位』的說法:『道成了我們的所是,使我們能達到我們所不是的。』[11]Anna Williams於1999年牛津大學出版的《聯合的立場:於阿奎那和巴拉馬寫作中的神化》(The Ground of Union: Deification in Aquinas andPalamas)中的結論是:『阿奎那在他神學論述Summa Theologiae中的每一部分的主題就是神化論。』[12]『神與人的聯合,乃是人性被合併到神裡面,而非神被合併到人裡。』[13]這些研究發現,於西方神學的兩大支柱奧古斯丁與多瑪斯阿奎那的作品中,神化的思想將他們的神學理論聯結了起來。

改教之後的神學思想,除了路德的成神論之外,另外幾位神學家的作品也被人研究了。為宗教改革寫出第一本系統神學的加爾文,經由幾位學者詳盡研讀他的著作後,發現他在新約聖經註釋對彼後一4曾寫著:『我們應當注意,福音的目的是,或早或晚,都要將我們作成像神,這就是一種的神化。』Myk Habets指出,加爾文對神化的過程分成信徒與基督聯合的兩個部分,首先是基督的道成肉身,這表明『藉著神性的成為人,人性要被神化』(a divinisingof humanity throughthe humanising of divinity),這第一步,清楚地在基督徒要義第四卷17章第2節講明:『基督既然成為與我們同在的人子,也已將我們作成與祂同在的神眾子。藉著祂的親自降臨於地,祂已經預備我們上升於天。祂既已接受了我們那不可避免的死,也就賜給了我們祂的不死。祂親自取了我們的軟弱,在祂的能力裡已經將我們作成剛強的。祂既順服於我們的貧窮,就已經將我們遷入祂的豐富裡。祂親自背起那叫我們受壓制的不義重擔,叫我們穿上祂的義。』第二步是藉著聖靈的工作,就是藉著聖禮與信徒活在聖靈的能力中經歷有分於神聖的性情,簡單地說,就是信徒有分於基督的性情。[14]1991年,David Willis­Watkins在一本研究加爾文神學的書中指出,就是因為基督的神人二性,祂的人性被神化了,才叫人被神化成為可能;於是,當人與基督聯合時,基督的神性就能來神化人。[15]英國聖安德魯大學的Mosser於2002年著文指出,『信徒的與基督並與父神聯合、內住於我們心中的那靈之同在、恢復神聖的形像、正在被作成與耶穌一樣、我們最終的得榮,這幾項都是加爾文的救恩論與末世論的主要題目,而在這些題目裡,「神化」這辭瀰漫在其中。』[16]

1988年,Arthur Allchin出版了他對聖公會(Anglican Church)的研究,發現其中的著名人物,包括Richard Hooker,John H. Newman, Edward Pusey和C. S. Lewis等人,都一再地題及『神化』這教義。[17]聖公會於1833~1845年曾發起了一個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重新溫習教父們所關心的項目,而神化就是其中的一項。[18]

2002年,McCormick出版了他對衛理宗(Methodism)的研究,發現『衛斯理似乎使用了他對神化的認識,作為他組織得救的順序(ordo salutis)之原則,正如衛斯理照著神化的調子寫出他得救的順序,可能更適當說,……我們藉著愛的能力(與我們的自由協調),正在成為「像」神,正如祂在俯就的愛裡成為我們的所是。』[19]《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2008年十月號刊登了James R. Payton Jr. 教授寫的評論「成神論」(Theosis)的文章〈定睛結局〉(”Keeping the End in View”)[20]文中陳明西方基督徒對得救僅停留在不至滅亡,卻對得救的目的絲毫不知,難道神沒有更深的目的?「成神論」絕不是「異端」,反而源遠流長,且在今天又開始煥發朝氣和活力,它對於西方基督教福音派所熟悉的救恩論應該是一個重要的「重整(reordering)」。

2009年底出版的一本專門研究二十世紀改革宗大師杜倫斯(Thomas Torrance)的『於多瑪杜倫斯神學中的神化』《Theosis in the Theology of Thomas Torrance》,作者Habets指出:『身為改革宗神學家,杜倫斯試圖圍繞著神化這主題,將東、西方的救贖論聯合起來。詳讀他的神學就可以清楚地並強烈地看見,神化這教義乃是他表示神在基督裡與人和好的救贖行動之關鍵。作為真正的人和末後的亞當,基督代表了人類生存的起首與終結:所有人類都是照著祂的形像所造,並且所有人類都被命定要變化成為祂的樣式,從榮耀到榮耀。藉著道成肉身,神子成為人,祂的神性卻沒有因而停止,將人性與神性聯合於一起,藉著聖靈的工作,使人性的神化過程作在那些「在基督裡」的人。藉著「奇妙的轉換」,基督取了我們的所是,並給了我們祂的所是。對杜倫斯而言,這就是救贖的中心。』[21]Habets並引用了杜倫斯於1964年八月五日在法蘭克福改革宗世界聯合大會中的發言,作為他對神化的總結:杜倫斯請求『改革宗教會能重新考慮希臘教父們所論及的神化(theosis)。神化這詞乃是教父們用來強調,藉著聖靈我們可以有分於神的莊嚴崇高(sublimity)並祂的聖別之事實;我們雖是地上的受造物,在聖靈裡,神的救恩工作要叫我們有分於絕對的神聖、神的揀選、兒子的名分、聖別,我們唯獨藉著恩典而有分於這些事。神化說出,人能有分於神此一浩大的工作,人被喚醒,發現他的真實存在,不在乎他自己,乃在乎神聖的神,在這非受造的神裡,有聖靈創造的能力,人生活行動並存在著。希臘教父們使用神化一詞,希望表達一個事實,就是在聖靈新的降臨中,我們要正正的面對神, 面對這在完全聖別裡的神。』[22]

西方基督教正發現『神化』救恩論的寶貴,我們華人是否也應該敞開胸懷,反省並認識這項隱藏的真理瑰寶?

[1] Stanley Burgess, The Holy Spirit,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89, chapters 1~9.

[2] 卡爾凱寧(Veli­Matti Kärkkäinen),與神是一,香港真理書房,2006, 頁

[3] WA 2, 247-­48, LW 51, 58. Peura文章的題目是很偶然地來自這裡:Mehr als ein Mensch, “More than a Man?”

[4]

[5] H. B. Swete, The Holy Spirit in the Ancient Church,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1912, pp. 200­-201.

[6]Cyril of Jerusalem,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Series II, Volume IV,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 23.

[7] Athanasius, Letter 60, to Adelphus, 4, NPNF, 2nd series, Vol. 4, pp. 1334­-1340.

[8] Athanasius, Contra Arianos, 42, NPNF, 2nd series, Vol. 4, pp. 855.

[9] Athanasius, On the Incarnation, 54, NPNF, 2nd series, Vol. 4, pp. 340-­341

[10] Myk, Habets, Theosis in the Theology of Thomas Torrance, Ashgate, 2009, p. 8.

[11] Geoffrey W. H. Lampe, ‘Theology in the Patristic Period’, in A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ed. Hubert CuncliffeJone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8, pp. 153-­154.

[12] Anna N. Williams, The Ground of Union: Deification in Aquinas and Palam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 255.

[13] 同上, p. 32.

[14] Myk, Habets, Theosis in the Theology of Thomas Torrance, Ashgate, 2009, pp. 11­-12.

[15] David Willis­Watkins, The Unio Mystica and the Assurance of Faith According to Calvin, 1991, p. 78.

[16] Mosser, The Greatest Possible Blessing: Calvin and Deification,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55 (2002), p. 55.

[17] Arthur M. Allchin, Participation in God: A Forgotten Strand in Anglican Tradition, Wilton, Conn.: Morehouse Barlow, 1988.

[18] Charles Miller, Jr., Toward a Fuller Vision, Wilton, Conn.: Morehouse­ Barlow, 1984.

[19] Steve K. McCormick, Theosis in Chrysostom and Wesley: An Eastern Paradigm on Faith and Love,www.sesley.nu.edu/theojrnl/26­30/26­3.htm . (3.7. 2002)

[20] “Keeping the End in View”,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8/october/36.66.html

[21] Myk, Habets, Theosis in the Theology of Thomas Torrance, Ashgate, 2009, preface.

[22] 同上,pp. 14­-15.